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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文化

 雷州半岛文化区的形成及其文化特征
 从闽南文化视角看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的影响
  雷州石狗与闽台风狮爷民俗文化的内涵
 闽南文化与雷州半岛的木雕艺术
 粤西木偶与闽南文化
 雷剧与闽南地方戏剧的关系和对比初探
 徐闻与闽南莆田的文化渊源浅探

从闽南文化视角看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的影响

湛江师范学院哲学博士 张永义

  作为中原文化圈的核心文化与代表文化,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文化总体属性之下诸多次区域文化风貌的形成都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闽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底蕴、丰富的特质和独具意义的时代内涵。雷州半岛区域素有“天南重地”之称,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流变中,形成了内涵丰富、多元并蓄的地域性人文风情。在雷州半岛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河洛文化以闽南文化为介质,对雷州半岛区域的语言文化、思想观念和民俗风情等多个文化断面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一
  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文化,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在于正统性、源头性与传承性。《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和“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而内容又十分丰富的图案,凝结了古代先哲超凡的智慧。至汉代,一些经学家和思想家用“河图洛书”解释《易经》的八卦和《尚书·洪范》的五行,从而形成了“阴阳五行”之学说。同时,“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儒家经典来源,蕴含着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并由此衍生出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兵、刑、道、法等的重要内容。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并不断被历代传承。河洛文化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内涵,也包括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精神文明内涵。
  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影响的途径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雷州半岛区域直接受影响于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其地理路线为“湖南——桂东地区——粤西地区”。这是一个次要途径。秦始皇攻占楚国后,委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为解决运输和给养问题,秦始皇特地命史禄主持开凿了长达60公里、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因此成为隋唐以前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水上通道,大大便利了包括雷州半岛区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之后,为开发岭南,秦始皇除命令攻占岭南的军人长期驻守于此地外,还将数10万“罪人”发配岭南。统帅赵佗还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因此,岭南人口的成分发生重要变化,南迁汉人给包括雷州半岛区域在内的泛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河洛文化。在此后的历代人口迁移中,由此地理路线承载的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了持续影响。
  河洛文化影响雷州半岛区域的第二种途径是雷州半岛区域直接受影响于闽南文化,从而间接受影响于河洛文化,但这种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是河洛文化影响雷州半岛区域的主要途径,其地理路线为“闽南地区——雷州半岛区域”。河洛区域的先民首先迁徙南方,把河洛文化带到闽粤地区。一向自称为“河洛郎”的闽南人在历史上不断迁至雷州半岛区域,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于南宋末期。当时因逃避元军与宋军的战乱,闽南先民除大量播迁至台湾外,还有十几万闽南莆田人移民到雷州半岛区域。此外,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倭寇侵略和当局严酷的海禁政策,闽南沿海的“河洛郎”们也陆续移民至雷州半岛区域。还有少量莆田人在移居潮汕地区几百年后“第二次”移民到雷州半岛区域。这种大规模的“直接移民”方式对河洛文化在雷州半岛区域落地生根具有最为明显的作用。
  在文化史上,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一起对雷州半岛区域交互性地产生着影响。晋代至南朝时期,“五胡之役”、“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连不断,民不聊生,河洛先民为逃避战乱而纷纷举家南迁,进入苏、皖、赣、粤、闽等地区,此为第一次客家人南迁。唐朝南诏之乱及黄巢起义之时,中原地区战乱又起,河洛先民再度大规模南迁,是为第二次客家人南迁。北宋灭亡,宋高宗南渡,客家先民又分批南徙至广东等地,此为第三次客家人南迁。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之间,广东客家人与当地人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土客大战后,众多客家人再次南下或东渡,是为第四次南迁。
南迁或续迁的的闽南民系虽然远离中原河洛区域多年,但仍然保持着河洛文化的传统。如闽南民系或客家民系的堂号堂联、文化教育、生活习惯、语言发音、婚丧礼仪、年节庆典等,皆自然地沿袭着河洛人之传统。之后闽南人再迁入雷州半岛区域,自然也将使河洛文化传统在雷州半岛区域落地生根。
                     二
  通常,雷州半岛区域被归属到由河洛文化流变而成的闽南文化的范畴之内,这种普遍的观点不仅揭示出雷州半岛区域与河洛文化之间的内在渊源,同时也说明了闽南文化在河洛文化与雷州半岛区域文化之间的重要作用。在2003年举办的“闽南文化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很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它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其存在范围大致包括福建闽南地区和龙岩漳平,广东潮汕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大部分地区,台湾地区……”自然,雷州半岛区域的语言文化也因闽南文化的作用而深受河洛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闽南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地区皆被公认为河洛语言文化区。再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包括雷州半岛区域在内的闽南文化河洛语言区的形成,也是华夏文明向海洋文明嬗变的必然结果。
  与漳泉区域的闽南话一样,作为雷州半岛区域的代表性语言的雷州话(即黎话、海话),从发音到词汇,从语法习惯到音调婉转,皆由北方中原河洛方言发展演变而来,其主要来源于古汉语中的六朝雅言——河洛话。在此中,闽南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代表性方言的影响也十分明显。雷州话的最终形成,与北宋政治家﹑一代名相、诗人寇准也有着直接关系。寇准于1022年被贬至雷州,他不仅在此开学堂、教书艺,不遗余力地将河洛文化传播于雷州半岛,还向当地人传授中州正音,促使当时的雷州半岛语言由俚语转换为雷州话。明万历《雷州府志》载,“雷之语,有官话,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话。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东语已谬,黎语亦侏漓。”在宋代,俚语属于当地方言,是当地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常用语言。寇准被贬到雷州后,他发现当地人操着一口佶屈聱牙的古越方言(即俚语),不便于沟通,也不利于对外交流。为改变这种交流的不便,他亲自为雷州的士子讲学,向当地的老百姓亲授中原官方语言——中州正音,大量输入了河洛文化。雷州半岛区域的乡民在原语言的基础上,对寇准所教的中州正音兼收并蓄,逐渐在明朝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和风格的雷州话。方志亦载,以中州正音读书习字始自北宋名相寇准被贬谪至雷州之时。“查遂境话语皆习乡谈,惟读书则与中土正音相近,听之呖呖可晰,与说话迥殊。询厥所由,敛称,昔寇莱公寓此,亲为口授。后来,教者循习递传,至今不改。”
                      三
  雷州半岛区域地处天南边陲之地,远离河洛中原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较长时期中未受到优势主流文化有效而持久的熏陶。但是自宋代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文化教育的影响日渐加重,而且这种影响的发生方式独具特色——贬官文化。在中国皇权专制历史上,皇帝对“有罪”官员的惩罚程度通常与该官员的贬谪地与中原帝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成正比例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包括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内的泛西部地区并不总处于中原政权的有效统治区域之内。与此相对照的是,雷州半岛区域始终面临着与中原政权传统统治区域(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等地区)和非传统统治区域(如泛西部地区)皆不相同的央地关系特点。此特点在于,雷州半岛区域虽鲜受中原文化之熏陶,但自秦代后大都处于中原政权的有效统治之下,且具有足够遥远的地理距离。或者说,雷州半岛区域与中原政权在地理上“远距离”、文化风情上“远距离”、行政隶属上却“近距离”。雷州半岛区域央地关系的这种多重特点,显然非常符合皇帝处理“有罪”官员、尤其是“重罪”高官时的那种正比例关系。历史上雷州半岛区域央地关系的这种特点,既是该区域贬官文化的地理基础与政治基础之所在,也是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该区域产生影响的主要生成基础。
  仅在宋代,就先后有寇准、苏轼、苏辙、王岩叟、秦观、李纲、任伯雨、赵鼎、李光、胡铨等十位名相贤臣与高士被贬往雷州半岛区域。“宋代十贤”虽不尽为河洛文化之代表人物,但从文化的总体属性来看,他们所代表的是中原文化,而中原文化的核心文化则为河洛文化。文人高士的到来,将富含河洛文化精髓的先进思想、深厚学风、生产技术、中原正音与敦厚礼教播种于雷州半岛区域。十贤之一的苏轼在雷州古城留下了广为人知且影响至今的印迹。苏轼为天宁寺“万山第一”的题字,成为了天宁寺的镇寺之宝,并从根本上提升了该寺的文化底蕴与整体地位。苏轼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苏轼并吟“西湖平,状元生”。睿元书院遂更名为平湖书院,寄托了人们对雷州文化发展的美好愿望,并因此而激励雷州子民重视教育、雷州子弟求学奋进。苏轼之弟苏辙虽谪居雷州仅一年,但他为雷州人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鼓励农耕,并致力于农、工、商之利,教民治穷致富,为雷州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诗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指医术)不治”反映了当时的雷州乡民迷信鬼神,科学意识淡薄,百姓有病普遍求巫医而不是去看大夫的状况。面对当时雷州半岛区域落后的生产技术、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苏辙深入乡民,亲身指导生产,尽其所能把自己的知识传给他们,并作《劝农诗》鼓励百姓农耕。
  史载,一代名相寇准向雷州区域的乡民讲授科学知识,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陨石坠落之后及时向乡民讲解,去除陨石坠落在乡民中造成的恐慌,并在陨石坠落的地方修建真武堂,组织当地青年修文习武,传播中原文化,为雷州半岛培养人才。在此后数百年间的浚元书院,皆由社会名流执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必修之课。自宋代十贤之后,雷州兴起读书习文之风,河洛中原文化影响日盛,雷州乡民日渐重视教育并大办学校,雷州半岛区域的文化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县有书院,乡有社学……据考,从宋至清朝,雷州半岛区域先后出现怀坡书院、崇文书院、文会书院、雷阳书院、浚元书院等多达10余所的州县级书院。宋建炎4年,雷州府海康县黄守政考中进士,是从雷州所办书院中考取的第一个进士。此后雷州俊杰辈出,涌现了以陈瑸、陈昌齐、陈乔森、丁宗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本土人才。至清朝止,有进士23名,举人227名。
  作为河洛文化的主要分支,闽南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动态性、多元性、包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泛闽南文化以闽南为核心区,由于在历史上不断拓展的对外移民大潮,不仅将闽南文化的自身特性传播至雷州半岛区域,也同时将河洛文化的基因与特质输入到雷州半岛区域文化的血脉之中。因此,在相当意义上,雷州半岛区域文化不仅是闽南文化的自然延伸,也间接地成为了河洛文化的传承者之一。
                     四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神龙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武术文化和姓氏文化的主要源文化,这些亚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民俗风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而河洛区域则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另一人文始祖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泛河洛区域的今新郑一带也以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河洛神龙文化的传播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神龙图腾和神龙崇拜在雷州半岛区域随处可见,不仅许多地方以龙为命名,而且雷州半岛区域的民间艺术也多以展现神龙文化为主题,如东海岛龙海天的人龙舞、赤坎调顺岛的网龙等皆久负盛名。
  泉州是中世纪世界宗教文化的重要幅射点。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在雷州半岛区域有所传播。考古学证明,在闽南文化影响之下 ,甚至婆罗门教也曾在雷州半岛传播过。而且更重要的是,雷州半岛区域也秉承了闽南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宗教宽容精神。众所周知,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河洛文化中也富含宗教宽容共处的思想精髓。其中河洛区域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重地和主要输出地。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就在河南洛阳。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被奉为鼻祖的老子李聃,就是河洛区域人氏。在道教方面,地处河洛区域的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济源的王屋山为道教“十二洞天”之一,是唐代著名道长司马承祯携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河洛文化的宗教信仰文化和宗教宽容共处精神在雷州半岛区域亦有充分体现。佛教文化现今成为雷州半岛区域最大的宗教信仰文化,寺庙随处可见。同时,雷州半岛区域人民对基督教和道教的信仰也广泛存在着。作为雷州半岛区域重要民俗之一的雷州市水店村的“下火海”亦为河洛宗教文化影响的一个体现。“下火海”,也称“踩火场”,既是古时崇敬火神“炎帝”的一种祭祀仪式,也是道教的一种祭祀仪式,2009年已被湛江市列为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将申报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此处,雷州半岛区域的“多神崇拜”现象也体现出了河洛文化的影响所在。“多神崇拜”源于河洛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中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源于弱质农业受制于各种自然灾害,因而农耕者渴望神的呵护与保佑。河洛地区的泛神论或“多神崇拜”现象由首先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传承了下来,再传至雷州半岛区域。至今,在雷州半岛区域,民间仍有不同地方敬奉源自河洛区域的关帝、土地神、财神、阎王爷等“神灵”,这些皆经闽南文化而与河洛传统民风、河洛农耕文化与河洛信仰文化一脉相承。
  如同河洛语言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的影响,河洛区域的民俗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的影响亦主要因闽南人的迁徙而生成。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集会等方面,河洛文化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西周时期在河洛区域形成的婚仪“六礼”,逐步演化为提亲、定礼、迎娶等固定婚俗,这些婚俗至今仍在雷州半岛区域较为完好地留存与坚守着。春节祭灶、守岁、拜年,正月十五闹花灯,三月清明祭祖扫墓,五月端午节插艾叶,七月七观星,八月中秋赏月,九月重阳登高等源于河洛文化的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岁时风俗至今仍在雷州半岛区域的不同地方风行不变。
  河洛中原文化所独有的姓氏文化,影响布及包括雷州半岛区域在内的众多地域。据《中华姓氏大典》载,在全部的4820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洛中原区域的有1834个,占38%;在当今的300大姓中,根在河洛中原区域的有171个,占57%;在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的源头与部分源头在河洛中原区域。无论是李、王、张、刘为代表的中华四大姓,还是林、陈、郑、黄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洛中原区域。台湾有俗话云,“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福建则有“陈林满天下,黄郑排满山”之说;同样,据人口普查资料所载,在雷州半岛区域,绝大多数地方也同样以陈姓为最大姓,而林、李也都在十大姓之内。上述姓氏的根源均在中原河洛区域:陈姓源于河南淮阳;林姓源于河南卫辉;郑姓源于河南荥阳。据民间访查,不仅雷州半岛区域姓氏分布情况与闽南民系姓氏分布的总体情形相似,而且雷州半岛区域的陈姓者亦多自称其祖上乃自河洛中原区域迁徙至闽南区域后再迁于雷州半岛区域。
  由此观之,河洛文化及其各种亚文化在雷州半岛区域本土文化的演进与建构历程中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发生,与闽南文化在雷州半岛区域的播迁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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